关系权力

基本说明

Emerson 的权力—依赖理论把权力视为关系属性，而不是某个人永久拥有的特质：A 对 B 的潜在权力，建立在 B 对 A 的依赖上；依赖随对关系所提供目标的投入增加，也随关系之外可获得替代途径减少而增加。^[1] 因此，一个人可能在金钱上更有影响，却在照护、身份、社交或维持关系上更依赖对方。

亲密关系权力研究通常同时关注权力是什么、来源在哪里、如何通过影响策略表达，以及个人和关系结果如何变化。相关理论涉及奖赏、强制、角色合法性、专业知识、信息、相对资源与相互依赖等不同基础。^[2] 这些框架不是一份给伴侣“算总分”的清单，也不能从收入一项推断全部权力。

关系中的相互依赖本来就意味着双方会影响彼此。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影响，而在于影响是否透明、可拒绝、可修订，是否尊重同意，以及一方不同意时会不会失去基本安全、资源或人身自由。

从五个维度看关系权力

1. 资源

资源不仅是工资。住房产权、存款和负债、工作机会、证件、医疗与交通、数字设备、法律身份、语言能力、育儿和照护知识、社会网络、信息与专业技能，都可能影响谁能提出方案、承担风险或获得帮助。^{[2, 7]}

拥有更多资源不自动等于滥用权力，也不赋予控制对方的权利。较高收入者可以自愿承担更多支出；熟悉医疗或法律流程者可以提供专业帮助。但若信息被隐瞒、基本资源被作为服从条件，或另一方无法了解共同财务，资源差异就可能转化为控制。

2. 依赖与替代选择

相互依赖理论区分满意度与依赖：一个人可能很爱一段关系，也可能因投入多、替代选择少而较难退出；两者可以同时存在，也不能互相替代。^[3] Emerson 的框架同样强调，替代途径的可得性及其成本会改变依赖。^[1]

“替代选择”不是简单的“找另一个伴侣”。它还包括是否有可住的地方、收入、照护、医疗、交通、法律和社会支持，是否能安全保留证件与设备，以及退出后能否维持自己和被照护者的基本生活。

3. 决策与结果

研究中常以关系控制和决策主导测量部分权力。一项原始关系权力量表研究在社区诊所对 388 名有主要男性伴侣的女性施测，参与者 89% 为拉丁裔；量表包含“关系控制”和“决策主导”两个分量表。^[4] 这说明决策是可研究维度，但该量表起源于 HIV／性健康研究和特定女性样本，不是所有关系的通用公平测试。

观察决策时，不只问“最后谁拍板”，还要问谁获得信息、谁能提出选项、谁承担执行和后果、决定能否复议，以及拒绝后会发生什么。有时一人负责某领域是双方自愿的专业分工；如果另一方不能查看信息、撤回授权或拒绝重大风险，就不是同样的协作。

4. 退出能力

退出能力包括结束一次谈话、拒绝某项活动、改变共同安排、分开财务或住所，以及结束关系的实际可能。能否退出会受安全、经济、住房、儿童与照护责任、健康、残障、移民或法律身份、家庭压力和社会污名影响。^{[1, 7, 9]}

“为什么不离开”不是测量权力的中性问题。它把结构约束和实施者行为转为对低权力一方的审查。较安全的问法是：哪些资源被控制、哪些选择可能引发报复、当事人希望增加什么支持。

5. 结构条件

关系并不与社会隔绝。近期综述强调需要同时考虑当事人自身权力、伴侣权力、关系内外的权力差异，以及性别意识形态等结构因素如何塑造期待和行为。^[6] 性别歧视、贫困、残障壁垒、异性恋规范、种族化处境、移民政策、劳动市场和照护制度，都可能改变资源与退出成本。

WHO 也指出，贫困、歧视性法律和制度、限制自主的有害性别规范及权力高度不平等，与针对女性的亲密伴侣暴力风险有关；这些是多层次相关因素，不是对任何受害者的责任判定。^[9]

权力差异不等于强迫控制

权力差异是资源、依赖、知识、身份或选择空间不对称。它可能暂时出现，也可能集中在某个议题；差异本身不说明一方一定伤害另一方。

自愿协商允许双方知道重要信息、提出不同方案、拒绝、暂停和修订。分工可以不完全相同，但不能靠恐惧或惩罚维持；同意一次也不等于永久放弃发言权。

影响与劝说是提出理由、表达偏好和尝试改变对方看法。对方仍应保有真实拒绝空间；专家意见、收入贡献、情感承诺和过去帮助都不产生对对方身体、工作、社交或财产的所有权。

强迫控制是通过持续或组合性的监控、威胁、隔离、羞辱、资源限制、惩罚和规则，使另一方的日常选择与自主逐渐缩小。它关注的是行为模式、恐惧和自由受限，而不仅是某次争执谁赢。

暴力包括身体、性、跟踪和心理攻击等行为。CDC 将心理攻击界定为意图在心理或情绪上伤害伴侣、或对伴侣施加控制的言语和非言语沟通，并将身体暴力、性暴力和跟踪分别列出。^[8] WHO 将亲密伴侣造成身体、性或心理伤害的攻击、性强迫、心理虐待和控制行为纳入相关范围。^[9]

权力差异可能存在于安全关系，也可能被用来实施强迫和暴力。不能因为所有关系都有权力，就把虐待正常化；也不能因为一人擅长某事，就把任何主导都判为虐待。

平等不等于所有事情都五五开

关系平等更接近“同等的人格与权利”，而不是每项任务、收入和决定机械对半。疾病、育儿、失业、学习或照护阶段，双方能力和贡献可能暂时不同。较重要的是：

• 重大信息是否可得；
• 每个人是否能表达需要和不同意见；
• 分工是否自愿且可复查；
• 承担较少的人是否以其他方式贡献或支持；
• 依赖者是否仍能获得个人资金、医疗、社交和求助；
• 决策错误的成本是否只由低权力一方承担；
• 拒绝、暂停和退出是否不会引发报复。

把“谁赚得多”当作唯一标准，会忽略无偿照护、职业机会损失和共同支持；把“我们从不争论”当作平等证据，也可能漏掉一方已经不敢表达。

关系权力怎样测量

权力不能只靠“谁觉得自己更强”来判断。研究可能测量资源、感知控制、决策、依赖、替代选择、影响策略和实际结果，不同工具测到的是不同侧面。^{[2, 4, 5]}

关系权力量表的系统综述纳入 54 篇 HIV／AIDS 研究，发现完整量表和“关系控制”分量表在多种样本中通常有较好心理测量表现，但“决策主导”分量表较弱，表现会随年龄、样本、保留题目和改写方式变化；作者建议在特定人群重新检验，并增加男性和双方伴侣样本。^[5]

这意味着：

• 一个量表不能覆盖住房、照护、移民身份、数字监控和退出安全等全部权力；
• 自陈差异可能反映视角、恐惧、社会期望或信息不对称；
• “谁决定买什么”不一定等同于“谁能拒绝性行为”或“谁能安全离开”；
• 研究分数不是个案的虐待鉴定，也不是法律认定。

专业评估需要把量表与具体行为、时间线、资源、恐惧、选择和后果一起理解。

经济资源与离开障碍

经济虐待包括控制一个人获取、使用和维持资源的行为，可能造成经济依赖并限制其离开和重建独立生活的能力。相关范围综述纳入 35 项量化研究；只有少数为纵向研究，样本、测量与结局差异明显。^[7]

经济虐待可能包括阻止工作或学习、拿走收入、制造未经同意的债务、隐瞒共同财务、扣留基本开支或破坏就业。它不是“理财风格不同”，也不因受害者曾经同意共同账户就失去撤回同意和获得信息的权利。^[7]

该综述的大量研究集中于受到男性伴侣伤害的女性，且只纳入英文量化文献；不能假定所有群体的经历和服务需要相同。^[7] 但其核心启示很清楚：资源和退出困难是现实条件，不是受害者不够独立、依恋不健康或意志薄弱。

怎样在安全关系中协商权力

如果没有恐惧、报复、监控或强迫，可以尝试：

1. 选一个具体领域： 例如共同预算、居住、照护、性与生育、社交或隐私，不讨论谁“整体更强”。
2. 列出资源和限制： 谁拥有什么信息、时间、收入、照护能力和替代方案，谁承担机会成本。
3. 说明不可转让的权利： 身体同意、医疗、基本人身自由、个人求助和结束关系不能用投票剥夺。
4. 区分建议、授权与决定： 专业者可以建议，受影响者仍需要理解和同意；代理安排应可复查。
5. 设计否决和复议： 重大共同风险应有暂停、获取第二意见和重新讨论的途径。
6. 保护基本独立性： 在双方自愿和合法前提下，确保各自能获得必要信息、个人证件、医疗和支持网络。
7. 观察实施结果： 不是只看会议上是否同意，还要看谁实际承担成本、拒绝后是否安全。

协商不是要求低权力一方更勇敢。若提出不同意见会引发危险，增加个人表达技巧可能不足以改变权力结构，甚至可能增加风险。

对低权力或受控制者的支持

支持目标是增加安全、资源和选择，而不是证明当事人“应该立刻离开”。可以：

• 相信并倾听其对限制和危险的描述，不替其下诊断；
• 问什么联系方式和设备更安全，避免在可能被监控的渠道留下敏感内容；
• 提供具体、可拒绝的帮助，例如陪同就医、保管必要物品或查询当地支持；
• 尊重其节奏，不以撤回支持惩罚留下、返回或尚未决定；
• 不擅自对质、警告或羞辱实施者，不公开当事人的位置和计划；
• 在专业支持中分别了解安全、资源、儿童与照护、健康和法律转介需求。

“赋权”不应变成把改变责任交给受害者。个人技能可以增加选择，但停止控制和暴力的责任始终在实施者；制度和社会也需要提供可获得的住房、医疗、经济、法律和支持资源。

什么时候考虑专业帮助

可以联系具备资质的心理咨询、临床心理、社会工作、医疗、家庭暴力或法律服务人员，如果：

• 一方长期不能获得共同财务、住房、医疗、证件或设备信息；
• 重大决定总由一方作出，另一方拒绝会被惩罚、羞辱或威胁；
• 不同意、暂停谈话、独自外出、工作、求助或结束关系会引发恐惧；
• 关系依赖与照护、残障、移民身份、债务、儿童或住房风险交织；
• 对方监控位置、通讯、消费、社交或医疗；
• 存在强迫性行为、跟踪、破坏物品、身体伤害或自伤／伤人威胁；
• 自己正在使用威胁、监控、经济限制或暴力，希望立即停止并获得专业干预。

在持续强迫控制或暴力中，共同伴侣沟通不是默认方案。让受控制者在实施者面前披露、要求双方共同承担责任或立即宣布离开，可能增加风险；应优先独立、保密且幸存者中心的安全评估。

安全与紧急边界

CDC 与 WHO 的公共卫生定义说明，亲密伴侣暴力不只包括身体攻击，也可包括性强迫、跟踪、心理伤害与控制行为。^{[8, 9]} 这些定义用于教育和服务边界，不能代替个案法律认定。

在中国大陆，如有正在发生的暴力、明确威胁、跟踪、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即时人身危险，优先联系 110；有伤情、意识异常、服药过量或其他紧急医疗需要时联系 120。若设备、行踪或通信可能被监控，先考虑使用更安全的设备和联系方式，不要为测试权力而单独对质或公开离开计划。

国家卫生健康委通知说明，12356 可提供心理健康教育、心理咨询、心理疏导和心理危机干预，并推进与 110、119、120 等联动。它可以作为心理支持和转介入口，但不能替代即时危险中的 110 或紧急医疗中的 120；Wiki、评论和邮箱不是实时危机服务。^[10]

适用边界

本文提供关系权力的概念教育，不诊断人格、依恋类型、精神障碍或“受害者心理”，不鉴定虐待、危险程度、法律责任、财产权或关系去留。收入、教育、性别、依赖、一次争执或量表得分都不能单独作结论。

本文不提供秘密取证、设备检查、离开计划、财务处置或法律策略。涉及儿童、监护、移民、残障、共同债务和跨地区服务时，需要当地专业资源。主要理论和量表来自英语与西方研究，中文文化和不同关系结构需要相应证据。

证据摘要、局限与利益冲突

• 权力—依赖和相互依赖理论支持从关系、投入与替代选择理解权力，而不是把它当作固定人格；理论模型不能单独证明个案因果或虐待。^{[1, 2, 3]}
• 原始关系权力量表来自 388 名有主要男性伴侣、主要为拉丁裔的社区诊所女性和 HIV／性健康语境；系统综述显示量表表现会随年龄、样本和改编变化，尤其决策主导分量表较弱。^{[4, 5]}
• 2026 年综述把关系外结构不平等和意识形态纳入权力分析，但综述中的大量研究仍来自特定西方和异性关系样本，不能为所有文化与关系结构提供同等证据。^[6]
• 经济虐待范围综述纳入 35 项量化研究，仅少数纵向，样本和结局异质；它支持现实资源与退出障碍的重要性，不支持责备当事人没有离开。^[7]
• CDC 资料主要基于美国公共卫生框架；WHO 页面聚焦针对女性的暴力。其他性别、性取向、关系结构、残障和移民群体需要相应研究与服务，公共卫生定义不替代当地法律认定。^{[8, 9]}
• 理论作者、量表开发者、官方机构、本站和未来审核者的学术立场、服务角色与利益冲突须人工核验。

相关词条